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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球盘网开户 葛兆光:对于现『实』保持批评立场,是『每』一『个』『人』『文』学者都应秉持的

来源: 南方日报网络版     时间: 2020-08-05 23: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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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兆光:对于现『实』保持批评立场,是『每』一『个』『人』『文』学者都应秉持的

  葛『兆』光:对于现实保持批『评』立场,

  是每一个人文学者都应秉持的

  中国『新』『闻』周刊记『者』/李静

  『发』于2020.8.03总第958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  “许先生的大历『史』著作,我一向喜欢看。”2015年许倬云出版《说中『国』》『时』,葛兆光曾在书中做『解』说。

  今年7月,许倬云出版了《许『倬』云『说』美国》。尽管『这』次『说』的是『美』国大历史,『但』在葛兆光看来,这仍然来『自』许倬云对当下『世』界与中『国』『的』某『些』焦虑。“他的『思』考背景在美『国』,『关』『注』重心还是中国。”

  现『任』复旦大『学』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『教』授『的』葛兆光出生于1950年,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『北』京大学的『第』一批大学『生』。从《『中』国思想史》《中国禅『思』想『史』——从6世纪到10世纪》到《宅『兹』中国:『重』建『有』『关』“中『国』”的历史论述》《何『为』中国:『疆』域、民族、『文』化与历史》,见证了葛『兆』光40年来逐渐成为国『际』学者的『历』程。2009『年』,葛兆『光』被评『为』第一届美国普『林』斯『顿』大学“普『林』斯顿『全』球学人”。

  和许『倬』『云』一样,葛兆光『也』体察过历史动『荡』造成的灾难,他说:“这不是纸上灾难而『是』『感』『同』身受的灾难”。带『着』这样的经历研究历史,『更』『了』解到『历』史文『献』的记载与真正发生史实『之』间的差距,也让他“深『入』『底』层『眼』光向『下』地了解历史,而不是仅『仅』在『书』『斋』『玄』想眼『光』朝天”。

  6月23日,刚刚在东京大学忙完了两『场』讲座的葛兆光,接受了《中国新闻『周』『刊』》的专访。

  “离散者”和“在地『者』”

  『中』『国』『新』闻周刊:你和许『倬』云先生第一『次』见面是什么时候?还『记』得『当』时的情形吗?你在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『城』『市』大学担任客座教『授』期间,许倬云先『生』也刚好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,那个时期你们是否常常『见』面?

  葛兆『光』:『其』实,我和许倬云先『生』并不算特别熟,虽然我很早『就』知『道』许『先』『生』大名,『大』概『是』1980年『代』中期吧。那时候,从朋友的『介』『绍』『中』知道,他的《中国古代社会史『论』》『和』《西『周』史》,都『是』很杰出『的』学术『著』『作』。『后』来,『读』到了『这』两本书的『中』文『版』,这两部书在『我』们『这』一代学者中很有影响。

  但是,和许先生第『一』『次』见『面』却很晚,大『概』是1990年代的台北。『记』得那『一』次,我是在『史』语所『六』楼报告厅演讲,那场演讲由邢义田『先』生『主』持。演讲『到』『一』半,偶『尔』抬『头』『看』,才『注』意到报告厅『最』后一排靠门『处』,许先生坐在轮椅上听。到演讲结束后,『王』『汎』森兄拉『着』『我』『去』见『许』先『生』,这才『有』机会和他打了招呼,这『应』该是『初』次『见』面『吧』。不过,正如你『所』说,2000年『之』后,因为我有五六次『在』香港『浸』会和城『市』大『学』『客』座,『恰』好一度『许』先生也『在』『香』『港』,就有机会『见』面了。那时候,『香』港『城』市大『学』中国『文』化中心『的』郑培凯『教』授经常『组』织『各』种活动,那些活『动』上『总』是『高』朋云集。记得『在』那个『场』『合』见『过』几『次』面,『但』可惜的『是』,『那』个场合人多嘴『杂』,我们谈得并不『多』也不『深』。

  特『别』的机缘是『在』2014年。那一年,『我』的新『书』《何为中国》日『文』版和中文版在东京和香港出版,恰好我又在哈佛燕『京』学社访问。4月里,王德『威』教授『和』欧立德『教』『授』在『费』正清中国『中』心特意组『织』了一『个』叫『作』Unpacking China的『闭』『门』会议,『专』门讨论“中『国』”这个话题,并且让『我』主讲。『记』得那时来参加『的』,有好几十『个』人,除了主持者王德威和欧立德以『及』哈佛的包『弼』德『教』授之『外』,宾州『大』学的梅维恒『教』授、UBC的杜迈可和丘慧芬『教』授等也来了。在这次会议开始之前,许倬云先生就把他『未』完成的新书《华『夏』论述》也就是大陆出版的《『说』中国》『前』面一大半『初』稿通过电『子』邮件传给『我』们,让我们大家提意见。『会』议『开』始的那天,他又通过skype『给』我们讲了二十分『钟』他『的』看法。也许,这就『是』『后』来他『让』王德威教授转达,希望『我』『给』他的《华夏论『述』》『写』序的缘『起』?不『过』,写『序』我『可』『不』敢,我觉『得』他是前辈,我岂『能』给前『辈』的『书』写序,那不成了老话『说』的“佛头着粪”吗?所以,我『按』照日『本』学界『的』规矩,以后辈身份给他这部书写了一『个』《解『说』》,附在『台』『湾』版的《华夏论述》和大『陆』版『的』《『说』中国》的后面。

  也许『是』因『为』这个『机』缘吧,此后,许先生和我有了不少『电』『子』邮件『往』来。到了2019年,『我』和梁文『道』在“看『理』想”开始策划音频节目“『从』中国出发的『全』球史”,许先生特意为我『们』的节目讲了题为《『带』着宏阔『的』『眼』光,回访过去『思』考未来》的『开』篇,『里』面讲『到』“中国是『世』界的一『部』分”“从族群『的』移动看世界『性』现象”和“愿『有』『志』者共『同』开启一份事业”等,对我们策『划』的这个节目寄予很大期待,『甚』『至』『还』表示愿意『推』动很『多』学者『一』道参『与』,这真是对我们莫『大』的鼓励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为许倬云先生的『书』『作』过解读,许先生『也』为『你』策划『的』课程作『过』『推』荐,看得出你们对彼此的欣赏和支持。你们的观点总是相似吗?有没有争论的时候?『你』『们』的分歧主要在哪些问题上?在许倬『云』先生『的』书中,『我』『总』『感』受到他对中国『历』史上农业文『明』时『代』田园牧歌的留恋,『是』否『农』业文『明』『寄』『托』『着』『他』『幼』年时代的故国印象?

  葛『兆』光:许『倬』云先生的研究,我们大家都很『敬』『佩』,说实在话,只能用一句套『话』『来』说,『就』是受益良『多』。我『和』许倬云先生在很多学『术』问题上『有』共同的『立』场、思路『和』观『念』,这一『点』没有问题,『否』则我『也』不会写那篇《华夏『论』述》的《解说》。特别是,我非常佩服他宏『大』『的』视野和清晰的表述。大家都『知』『道』,许先生多年『来』推动了『历』史学与社会『科』学的交互『融』合,也在先『秦』『史』方『面』有精深的研究。但是,我个人要『特』别推重他近『些』年的《万『古』江河》《我『者』与『他』者》和《华『夏』论述》这几『本』『书』,这『才』是大学者放『下』身『段』,『为』一般读者写的历史书。但是,这『不』光是要『把』大『历』史写得流畅清晰,而且大历史要有大判断,所以我『说』,非博览硕学之『士』,不能下大断『语』,『你』在许先生这种大『历』『史』著作『中』感受最深的,就是许『倬』云『先』生那『种』“截『断』众流”的大判『断』。如今,历史知识『被』各种各『样』的原因歪曲、遮蔽和改写,特『别』需要真正专『业』的学者,用不是“戏说”『或』“歪批”的方法,来给大众普及和清理。你看许先生『这』几本书,把中国的历史过程、中国的内外你『我』、『中』国的形成和认『识』,这几大问题讲得那么清楚,这『真』是『不』容『易』。『大』家要想想,作为一个『历』史学者,『究』竟是那些可『以』折『合』『成』某种“数『字』”的论『文』著作重『要』,还是让大众获得真『正』的正确的历『史』理解重要?

  当然,我和许倬云先生对历史尤其是中国『史』的『观』点,『坦』率说『也』有一些小小的差异。『不』过,我想这『是』『难』免『的』,不仅仅是因为许先生长『我』20『岁』,算是两代人,一代人自有一『代』人的理解,更重要的是,许先生『和』我『在』观察历史的『时』候,总有一些“位『置』”和“角度”上的差异。我想到『的』首先『是』“山中人”『和』“山『外』人”的差异。你一定读过苏东坡『的』这首诗:“不识『庐』山真面目,『只』缘身在此『山』中。”这可能可以说身『处』山『中』『的』我『们』,对历史中国虽然体会亲『切』,然而又缺乏『跳』出来的视『角』,因而有看不清的地『方』;但是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『各』不同”,『这』『也』『可』能是可以用来『说』,身在山外的『许』先生,对现『实』中『国』经验感受并『不』那『么』亲切,可『能』只看到某『一』侧的地方。因而就『像』你说的,不免对传统中国历史『与』『文』化,『也』有过度的『依』恋『和』遥远『的』同情。其次反过来,对于『作』为中国的“他『者』”,像欧美『或』西方,我们的评价也『有』“近距离”『和』“远距『离』”『的』差异。

  经验和『体』会这个『事』儿很奇特,『它』常常会影响你的理性和判断,这次出版许『先』『生』谈美国,我觉得非常精『彩』,身处美『国』『数』十年,『许』先生有很多『近』距离的『洞』察和『洞』『见』。但是,我们在远距『离』的观看,也『略』有不同意见,『因』为作为文化理『解』的象征,还是作为『身』处其中的语境,各自『的』判断还真是不『一』样。身处美国或者过『度』现代的『城』市,你说许先生对『过』去的“旧时『代』”有感情,但『这』不只是“田『园』牧歌”的问题,陶渊明在中古农耕时代也『唱』田园牧歌。『对』于身处中国,生于斯长于斯的我来说,“我者/中『国』”是我的现实『语』境,而『对』远赴美国的许『先』『生』来说,“『他』者/美『国』”却『是』他的现实『语』境。各自对于『现』『实』保『持』『批』评立场,是每一个『人』文学者『都』应当秉持『的』。再次『我』想到的是“离散者”『和』“在地者”『的』差异。你『知』『道』“认同”这个词很重要,作为『在』美国生『活』的华裔,作为在美国『常』『常』感『到』受压抑的少数族『群』,许先『生』当『然』会非常在意,甚『至』非常敏『感』美国人『心』目中那种『华』人不是“傅满洲”『就』是“陈查理”的观念,这『是』正常的。我们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,也许没有这『种』感『受』和经验。不过,也正因有『这』种经『验』和感受,『许』先『生』反过来谈“『中』国”,也会『有』『点』儿不一『样』。

  『你』知道,王赓武『先』生刚刚获『得』第『四』届“『唐』奖”,『他』和许先生一样,都是了不起的学『者』。他也是『生』活在中国大陆之『外』的华裔,也『是』站『在』中国之外『谈』世界『和』中国。所『以』,他『补』足了『世』界『学』界有关“中国”认『识』的一块短板,他的『研』究对我们多侧『面』理解中国很重要。但是,我『在』评论他的《王赓武谈世界史》『时』,也『一』『样』说到,由于身处现实中『国』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之外,王先『生』并没有『身』『在』中国大陆『的』学者那种“政治认同”和“文『化』认同”之『间』的纠缠和焦虑,『反』『而』可以轻而易举地『区』隔开『政』治制度『和』文『化』价值。

  我想,许先生也一样,有时候确实会有“理『想』主义的『善』良想象”,这一点『大』概和我『们』不太一样。其实,我在给『许』先『生』的《华夏论述》写《解『说』》『的』时『候』,就委婉地表达过一些有关中国史的『不』同意见,他也看『到』了,『并』且表示理『解』我的意思。『我』『知』『道』,许『先』生对历史的『有』些看法,其实正是来自他对『当』下世界与中国『的』某些焦虑。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,“这是有良心『的』历史学『家』的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。许先生无疑深感现实世『界』的刺激,他担心的是,在『世』『界』文『明』『存』在(Being)和变化(Becoming)『之』大潮中,中国如『何』自处?在西方的『现』代文明本身『已』经趋于『老』化,(中国)如『何』在『双』『重』『迷』失的『情』况下,致力重整原来的共同『体』”。『大』家『可』『以』注意,这次『出』版的《许倬云说美国》,为什么『说』了半天『美』国的事儿,『最』后一节又回到《『中』国『向』何『处』去》,显然,『他』的思考『背』景『在』『美』国,关注重心还『是』中国,“用美国的『现』象与中国的处境相互对比,作为『对』中『国』的警示”。但『是』『中』『国』究竟怎『么』『办』?我『也』注『意』到『他』的『另』一句『话』,就是“种种『利』『弊』之间,如『何』加减乘除,实在『令』人困惑难『解』”,这一『感』慨真是意味深『长』。

  『中』国新闻周刊:许『倬』『云』先生『年』『少』时在抗战时期的经历深刻『影』『响』了他,他是『否』跟你提『起』『过』『那』段经『历』?那段经历是否『许』倬『云』先生作『品』中始终带有家国情怀的重要原因?在他的书中,『常』感受到他对近『代』中国命运的『悲』戚和对『历』史『上』『天』下『帝』国荣光的追溯,『你』『认』『为』这『种』感『情』是否会『影』响他的『观』点和他思『想』的价值?

  葛兆光:毫无疑问,许『先』生『有』关家国身世的回忆,尤其“二战”时期颠沛『流』离的记忆,非常让人感动。我没有『缘』分亲耳听到他『讲』这段『历』史,但是,我看过台北出版的《『家』事、国事、天下事——许『倬』云院士一『生』『回』顾》和大陆广西师大出版社『出』版的《许倬云『谈』话录》,尤其是前者,厚厚一大『册』呢。我总觉得,他们『那』一代人,包括『我』见过的余英时先生、王赓『武』先生、何兆『武』『先』生等,那个家国有难的时代,都曾经『是』『他』『们』年轻时代『的』记忆,深刻的记忆,『这』种记忆会伴随一生。你『说』得『对』,这确实是『他』们家国情怀的来源之『一』,他们都是『真』正的『爱』国主义者。不过,我也相信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『说』,『这』『种』情感『虽』然很重『要』,但他未必会把这种情感作为历史判断的唯一尺度『和』唯『一』起点,以至于历史研『究』的『理』性『和』家国情怀的感性『纠』缠在一『起』,如『果』『这』样,我『们』的历史观『很』容易『回』向单『一』的民族主义。

  『我』『觉』得,在面对历『史』的时候,无论是许倬『云』先生、王赓武先生,还是『余』英『时』先生,他们都还是理性的、专业的、学院的判断在『主』导的,所以,许先生曾经在回忆录里『面』『也』『讲』到,『五』『十』岁『以』后,他已经逐渐“把偏狭『的』国族观『念』放在『一』『边』,『这』个(舍弃『的』)过程并不『容』易,也不舒服,『要』常常跟『自』己在脑子『里』打架”。尽管那种家国『情』怀还是『会』『不』自『觉』地有一些『影』响,有一些流『露』,但是毕『竟』历『史』学者『的』学术理性还是主流。

  外国的中国学

  『中』国新『闻』周刊:你自『己』是恢复『高』考后的第一批大『学』『生』,也经历过一个动荡的『年』『代』,特有『年』代的『特』殊经历是否对你『们』的思想和学术研『究』产生了影响?例如『许』倬云『笔』下『虽』然是大历史,但他非『常』『关』注国家下『面』的广土众民。你自『己』的研『究』似乎也不拘『泥』于传『统』的历『史』研究方式,例如你认『为』我们的“『历』『史』记忆”是“优『选』『法』”筛出来的历史,那些“没有『出』息的、『落』后的、『消』失的『思』想”被减掉了。

  葛兆光:说实『在』话,我们『这』一代学者,现『在』『也』都已经七『十』上下『了』,我们大多曾经经历“文革”和上山下『乡』,这些人生『经』验,对我们重新『理』解历史有很大『的』意义。首『先』,我们会『体』察历史『动』荡造成的『灾』『难』,这不是『纸』上『灾』难『而』『是』感『同』身受的灾难;其次,我们也『会』『深』入『底』层眼光向下地了解历史,而『不』是仅仅在书斋玄想眼光朝天,把活生生的历史变成抽象的文『本』;再次,我『们』也了解历史文献的『记』载与真『正』发生史『实』之间的差距,『并』且特别能体会历史『和』社『会』的复杂『性』。

  『如』果从学术史上『说』,『我』们这一代学者『也』受惠于两方面前辈的影响。一方面是『纵』的,『晚』清民『国』时代从『梁』启超到胡适,从王国维『到』陈寅恪,由于处在从传统到『现』代的转型关键时期,他『们』使得中国学『术』一『下』子变了样。在两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时『代』,他『们』对中『国』传统的重新观察,在『观』念大变革之中,对历史和『传』统『的』重新评价,在史『料』大发现的契机中,对中国与『四』裔历史『的』重新认识,提出了很多新见『解』、『新』问『题』,使『得』我『们』仍然在他们的延长线上。『我』在《余音》那本『书』『里』面,『再』三向他们『致』意,就是这『个』『原』因。另一方面是横的,就是海『外』学界『的』影响。因为我们是改革开放『之』『后』进入学术界的,逐渐能够进来的海『外』中国学,给我们『很』多刺激,包括『从』杨联『陞』、余英时、何炳『棣』、林毓『生』以及许倬『云』先生他们这『批』华裔学『者』。实际上他们『不』『仅』给我『们』带来了海外中国学的问题意识、研究『方』法和观察角度,『而』且也让我们了『解』了,他『们』有一批学者,虽『然』『同』为华人,但站在那个『位』置上观察中国,『与』我们『的』差异『在』哪里?

  中国新闻『周』刊:『你』曾经说,外国『的』『中』国学虽『然』称『作』“中国『学』”,但它本质上还是“外国学”。许倬云先生的研『究』算不算你『说』的“『外』国『学』”呢?

  葛兆『光』:『我』『确』实曾『经』说过,海外『中』国『学』本质上是外国『学』,但这句话后来被『很』『多』人误『会』。其实,称其为海『外』中国学并不是贬义,恰恰是『我』对海外中国学的『褒』扬。『为』什『么』?『因』为如果他们研究的“中国”和我们研究的“中国”『一』『样』,他们的意『识』和动『机』和我们的『意』识『和』动『机』一样,他们『的』论述方式和我们『的』论『述』方式一『样』,『那』么,我们能从海外『中』国学里学到『什』『么』?正『是』『因』为不『一』样,『所』以他们才重要。他们研究中国『背』『后』『的』问『题』意识、比较『背』景和方法『路』径,对我们『有』启『发』呀。也许,这和他们要『通』过『中』国这个“他『者』”反观自己,要通过一『个』不同传统来重新绘制世界历史拼图,通『过』异文化『的』梳理缓解对自己文化传统『的』焦虑『有』关。不过『应』『该』说,『许』倬云『先』生他们这『些』学者不『同』,他们『不』完全是纯粹『的』海外中国学,这与他们身处『的』“位『置』”有关,也和他们理『解』中国的“背景”『有』关。

  『什』么是“位置”?这是我最近琢磨『的』『一』个『说』法,就是海内外有关中国『历』史『与』文化的研究,如果把『研』究者『粗』粗地分成三大块,即中国『学』者、海外华裔学者『和』欧『美』『日』本学『者』(这当然是非常粗略甚至『武』断的分类),『那』么,应『当』看这些『研』究者的四个指标,即“『所』处『的』『位』『置』”“比较的背景”“『研』究的方『法』”和“关怀的问题”。『这』三大『块』学者的研究领域大『体』上『有』共同性,都是历史上的“中国”,研究途径也有很『多』相通的地『方』。但由于『在』『位』置、背景、方法和『问』题这『四』个指标『上』『有』差异,所以,『在』中『国』学『者』、海外『华』『裔』『学』者和欧『美』日本学『者』三『类』『学』术『群』体之间,也会有一些微『妙』的『不』同。当然,我要『再』『次』郑重声明,『这』只是极『为』简『单』化的『分』析和分类,『事』实上的『情』『况』要复杂得多。

  从“『所』处的位『置』”上看,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学者,『和』海外学者,无论『是』海外华裔『学』者,『还』是欧美日『本』学『者』,都有点儿不一样,这就是我刚才说的“山中人”『和』“『山』外人”。『在』中国『研』究『中』国,在日本研究中国,『在』欧『美』『研』究中国和在东南亚研究中国,位置『不』同肯『定』会带来『观』『察』角度的差异。从“比『较』的背『景』”上看,你知道歌德的老话,“『只』『知』其一,就一无所『知』”。对中国的理『解』必须有背景,我们有关历史中国的心情、感受和经『验』,对现实中国理解的背景,可能和海外『华』裔学『者』不一样。海外华裔学者用来观察中国的『背』『景』,也就『是』比较背景。有人背靠东『南』亚,『有』人『背』靠欧『洲』,『有』人『背』后比『较』的甚至是全球,可能『也』不一『样』。甚至海『外』华裔学『者』又『和』『纯』粹欧『美』日本的学者可『能』也不『一』『样』,他们毕『竟』有与『历』史和现实中国的『某』种连『带』感。但欧洲学者『可』能有欧洲历史知『识』作为比『较』背景,日『本』『学』者『可』能有『日』本历史知识作为比较『背』景,因此,『大』家『对』某些历史评『判』上可能有点儿微『妙』的不一样。从“『研』究『的』方法”『上』看,虽然『似』乎东海西『海』心同理同,国际『人』文『学』『科』的共同方『法』应当不分彼此。然『而』,从“『关』怀『的』问『题』”上看,可能『又』很不一样了。

  我们『为』什么『关』心这些问题而不关心那些问『题』,背后自『有』『中』『国』『学』『者』身『处』其中的考虑;而海『外』华裔学『者』虽然可能『和』我们不同,但因为有着与中国难以『割』舍的那『种』关『怀』和情『感』,『这』一点和欧美日本的学『者』『可』能又『不』『一』样。但是,你仔细分,海『外』华裔学者各自『位』置不『同』、背『景』不同,关怀的问题『也』会呈现出某『些』差异。『所』以,『如』果『你』『用』位置、关怀、方法和问题这四『个』指标『来』看许倬云先生,他和『我』们『有』相似的地方,『也』有不同的地方。『同』样用这四个指标,来看许先『生』他们这些『海』『外』华裔学者的中『国』研究和欧美日『本』『的』中『国』研究,也可以发现『他』们也『不』一样。

  即使是同为华裔学者,身『处』『新』加『坡』的『王』赓武和身处美国的『许』倬『云』两位同龄『九』十的『前』辈,由于位置不同,『背』『景』不『同』,问『题』不同,一『个』在东南『亚』通过离散『和』边缘的『视』角来关注中国,一个在美国『通』过东西对比来讨『论』中国,研究取向和价值判断,恐怕也有『微』『妙』差『异』。当然『毫』无疑问,他们都是最杰出的『学』者。我也感『觉』到,正如你问到的,『许』先生“『常』感『受』到『他』对近代『中』『国』命运的悲戚和对『历』史『上』『天』下帝『国』『荣』『光』的追溯,『这』种感情是否影响了他的观『点』”?『同』样也可以追『问』『的』是,王赓武先生『常』常感受到东『南』『亚』『海』外华人的处境『和』『他』们『对』中国的期『待』,是『否』也影『响』到他的『观』『点』?

  中国新闻『周』刊:我们常『常』觉得,自『己』所『遇』到的『问』题和『当』今世『界』的困境某种程度可以在历『史』中找到答案。以你对中国思想史多年『的』研究,你认为中『国』传统思想中对『内』与对外的观念,是『否』影响了今天中国对内的治理以及中国在国际上姿态?

  『葛』兆光:我当然同『意』你所说的“中国『传』统思想中对内与『对』外的观念,影响了今天中国对『内』的『治』『理』以及『中』国『在』『国』际上的姿『态』”。『历』史对『于』『现』在的『影』响,真『的』像基『因』一『样』,『复』制着『或』重复着某些价值、思想和逻『辑』,但说实在话,基『因』在后世的复现,也受到周遭环『境』的影响,不『能』一概而论。对于『历』『史』学『者』来说,虽然都在『试』『图』『通』过对过去的『研』究,『回』答现在『的』问题,但我『们』『不』能『简』单地『用』历『史』『经』验作为现实问题的『药』方。我觉得“『历』史经验”这个词,『一』方面说明追『溯』历史是有『益』的,但另一方面『也』说『明』经『验』只是『经』验,『经』验不是万『能』的,历『史』和『现』实也不是一一对应的。最好记『住』“刻舟求剑”这个成语,历『史』最重要的要素是变化,『子』『在』川上曰,逝『者』『如』斯夫,历史研『究』并不『能』直接给『现』实以答案或者方案,它只是一种『提』神『醒』脑的思考资『源』。

  《中国『新』闻周刊》2020年第28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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